當前，文化與科技正以前所未有的態勢深度融合，在新一代人工智能技術的影響下，人類的文化創作模式正在發生著顛覆式改變。從寫作到繪畫，從音樂制作到電影剪輯，人工智能的身影無處不在，其強大的生成能力讓人驚嘆不已。這也讓人思考：未來，人類的文化生產是否會被人工智能替代？日新月異的新技術，將把文化引向何方？

　　技術發展歷史也是人類文化生成、創新和演進的歷史。伴隨數字化、網絡化、智能化、體驗化主導的數智時代來臨，人工智能技術在人類文化領域的應用和發展并不是孤立的，而是建立在人工智能技術體系多維度驅動文化創新的原理基礎上，產生多元化、交叉化、立體式的影響。

　　是充當工具，還是取代人類？

　　人工智能作為技術創新是一種“創造性破壞”，具有極強的關聯性與波及性。2023年以來，人工智能進入技術集成創新的發展階段，ChatGPT、Gemini、MidJourney、Stable Diffusion、Sora等人工智能大語言模型成為算法加速迭代的典型代表。實際上，人工智能算法的革新與人類文化生產模式創新的雙向協同及其相互滲透、相互作用為彼此注入了新元素和新驅力，帶來文化生產模式、生成結構、集聚方式的高技術化、高智能化與高集約化，在推動文化創制能力躍遷的同時，也提升了文化智能化生產和精準傳播的效率。

　　2024年以來，人工智能“無處不在的鏈接”對人類文化生產的實質影響進入新階段，成為文化生產演化周期日趨縮短的直接動因。2024年2月，OpenAI發布文生視頻大模型Sora，其可以根據用戶給出的文本描述生成包含多個角色、并深度模擬現實世界復雜場景的視頻，意味著人工智能模擬現實物理世界真實場景的能力已經提升至新階段，且其應用、轉移、擴散速度與強度正加速進行。特別是大語言模型高頻介入人類文化生產、運營和傳播等全產業鏈領域，其生成的繪畫、音樂、小說、短視頻等文化內容，塑造了多重文化場域，也形成了人工智能技術創新與文化生產間的協同邏輯。一方面，人工智能技術創新加速演變，構成了新舊文化生產模式此消彼長的動態變遷，創造出全新的數智文化生態場域，滋生出文生文、文生圖、文生音頻、文生視頻等新模式，給網絡文學、短視頻、動漫、游戲、影視等文化行業的創新發展帶來無限想象空間；另一方面，文化創新發展成為牽引和倒逼人工智能技術創新的驅動器，其高度依賴新技術的現實，客觀上給予人工智能技術創新更直接、更持久的激勵，推動著人工智能技術創新擴散潛能的持續釋放。

　　此外，人工智能技術帶來新舊文化生產模式的交鋒，易產生擠壓創意階層生存空間的近慮和威脅人的主體能動性的遠憂——對于從事精神文化生產的創意階層而言，其作為“人”的主體性和創造性受到巨大的挑戰。進入人工智能時代，人工智能是部分介入文化生產領域成為人類的輔助工具，還是全方位進入文化創意領域進而替代人類？這逐漸成為熱議的現實命題。

　　文化新圖景與文化隱憂并存

　　人類文化變遷史實質是技術創新史。人工智能技術爆炸性演進，使其成為現代人類社會的支配性技術，即形成了一個由大數據技術、移動通信技術、人工智能技術、區塊鏈技術、虛擬現實技術等高新技術群的集聚，變革著文化生產要素的配置、文化內容的創制和傳播，形成了人工智能技術創新與文化生產之間自生、共生、再生的關系。特別是2023年以來，人工智能大語言模型深度介入人類文化生產，從“人-人”關系走向“人-機”協同關系，造就了全新的AIGC模式。所謂AIGC模式，是指基于生成式人工智能算法實現文字、圖像、音視頻等內容場景的自動化智能化生產。

　　AIGC作為文化新質生產力，依托內容自動化生成的訓練數據、芯片算力、深度學習算法、場景決策模型、多模態技術等人工智能技術集合，打造了一個“文化內容更加豐富，文化產品更加富足、文化生活更加多彩”的新文化圖景，也帶來了數智文化的崛起和傳統文化業態的衰退。從AIGC模式的技術本質來說，人工智能理解真實世界的能力進一步躍遷，以“全知全能”的角色介入文化應用多元場景——包括文學作品、繪畫、短視頻、游戲乃至長視頻、影視制作等文創內容的生成，也包括文化內容智能運營和智能傳播領域的音視頻智能營銷，以及虛擬偶像、虛擬演員、虛擬導游、智能剪輯、AI審核與評級等服務。從AIGC模式賦能的文化體驗來說，人工智能技術在交互中賦予受眾感官體驗與審美能動性——在跨智能感知與虛擬現實技術的支撐下，智能手機、智能手表、智能電視通過語音交互、面部表情、腦電波數據捕捉打造受眾全感官的體驗，并通過受眾心理與文化偏好的智能反饋機制，帶來文化體驗感的延伸與升級。

　　雖然AIGC作為新質生產力和內容生產模式會伴隨人工智能技術的迭代持續創新，但在技術屬性上，人工智能大語言模型未來的突破性發展仍然會受到算力、算法、倫理法規的制約，對其保持積極且審慎的態度至關重要。特別是AIGC模式在帶來文化生產周期短期化與人類文化生產能力躍升的同時，也帶來全新的文化隱憂。

　　一是AIGC模式下文化內容的機械式創作和情感缺失。AIGC模式模糊了人類創意與機器填充之間的邊界，大部分AIGC文化產品存在一定的拼湊感以及情感缺失局限性——基于ChatGPT等大語言模型進行的內容生產，創作者不再是情感的表達者與內容的創作者，而成為文字的批量生產者。

　　二是AIGC模式下文化生產隱含意識形態風險。從國家安全的角度看，AIGC大數據語料的語種選擇也會對生成的文化產品價值傾向產生影響。以ChatGPT為例，OpenAI公布的資料顯示訓練ChatGPT的數據資料大多來源于英語國家具有廣泛影響力的機構、團體和社交平臺，將不可避免地隱含西方價值觀念。

　　三是深度合成乃至深度偽造帶來的侵權風險增生等新型安全危機。AIGC可能會偏離客觀中立的初衷，生產出繼承并強化訓練作品中固有的種族主義、性別偏見、暴力、色情等負面因素的虛假報道、不良文學作品、惡意視頻等內容。如OpenAI的圖像生成模型DALL-E、谷歌的Imagen模型均曾被指存在性別歧視問題；而Stability AI曾被指控為“復雜的拼貼工具”，侵犯了無數受版權保護的圖像。

　　四是在AIGC模式下創意主體“靈韻”的消失。弗洛姆曾說，“在過去人們面臨的危險是變成奴隸，而在將來危險是人類可能變成機器人”。之所以“危險”，不僅在于創意階層的邊界變得更加模糊與松散，而且面臨著消解和“靈韻”消失的可能——過度依賴人工智能輔助，其文化內容創作易陷入對現有文化資源重復使用的循環而缺乏原創性創新，長此以往將會制約人的主體性創新。

　　遵循科技倫理實現文化守正創新

　　人工智能技術是一種破壞性創新，其創新速度和創新強度成為新舊文化此消彼長的關鍵影響因素。文森特·莫斯可（Vincent Mosco）在其《數字化崇拜》中強調“技術只有擺脫了神話般的偶像崇拜，才能真正成為社會和經濟變遷的動力”。對于人工智能技術的發展，我們須理性對待和積極應對，特別是關注其介入人類為創意主體的文化生產領域所帶來的文化創新邊界命題，遵守人工智能文化科技倫理規范，實現人工智能價值對齊和文化守正創新的同步。

　　一是利用技術與制度協同創新，應對人工智能算法黑箱。尤瓦爾·赫拉利（Yuval Harari）在《未來簡史》中強調“目前最耐人尋味的新興宗教正是‘數據主義’，它崇拜的既不是神也不是人，而是數據”。基于大數據“喂養”成長起來的人工智能技術是一個系統工程，其帶來的技術變革和文化變革不是簡單的數量增減，而是生態式革命，潛藏著數智鴻溝、文化鴻溝、算法污染、深度偽造等新問題新情況。由此，亟須加快制定更具前瞻性和實操性的制度體系，不斷完善人工智能數據安全與科技倫理的制度創新；構建基于社會效益和人本價值為導向、以文化創新與數據保護同步的政策法規體系；構建和發展負責任、自主、可信、可控的人工智能技術保障體系。

　　二是遵循人工智能價值對齊，實現文化守正創新。從系統論的觀點來說，文化生產與人工智能技術是相互獨立的系統，兩者的融合是文化元素與技術元素相互融通、相互協同實現價值增值的過程。一方面，伴隨人工智能算法的不斷演進和算法污染問題的頻出，立足“守正創新”，堅守人工智能價值對齊是原則和基準。另一方面，立足本土文化大數據優化AIGC模式，加快建構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革命文化和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等本土大數據語料庫，賦能AIGC本土化創新。此外，在人機協同塑造文化新范式過程中，人作為審美主體的創意、情感與價值判斷如何和人工智能完美結合，確保具有情感和審美力的“人”作為主體，實現人機“共同進化”，這是智能時代文化創新的內核與關鍵所在。

　　三是立足人類主體性地位，實現人工智能賦權的多主體自我變革。制度創新主體須做好頂層設計與思維變革，以預見性制度創新應對數智時代人工智能技術創新加速度和算法迭代；文化企業應立足數據思維、技術思維和倫理思維，加快研發與最大化利用AIGC以實現降本增效，同時要實現自主版權及其版權保護策略的與時俱進；文化消費者要學會辨識深度合成乃至深度偽造，實現內容生產者、消費者、監管者多重角色合一的身份轉變；文化從業者則要做好終身學習規劃，關注個體自我的內在成長，關注創意力、創新力、情感力、批判思維的能力建構，以共創共享共建思維積極擁抱人工智能時代。

　　（作者系同濟大學人文學院長聘特聘教授、博士生導師，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首席專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