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名丘，字仲尼，春秋時期魯國人，偉大的思想家、政治家和教育家。在教育方面，孔子有“弟子三千，賢人七十二”，并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教育體系。那么，如果現代人“穿越”回古代，跟著孔子當一天學生，會學些什么呢？

　　根據史書記載，孔子主要教“六經”和“六藝”，兩者基本是貫通的。

　　“六經”可以說是跟著孔子學習的基本教材，包括《詩》《書》《禮》《樂》《易》《春秋》《史記·孔子世家》有記載：“孔子以《詩》、《書》、禮、樂教，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如顏濁鄒之徒，頗受業者甚眾。”

　　那么，孔子為何要教“六經”呢？教育內容的確定，與教育目的息息相關。孔子的教育目的，可以總結為一句話：行“君子儒”之教，致君子之學。在《論語》中，“君子”一詞出現了96次，話題不僅涉及何為君子之風，如何識別君子，怎樣才能成為君子，還涉及君子與小人的區別。

　　“六經”的要旨，可以從《論語·泰伯》中窺見一斑：興于詩，立于禮，成于樂。孔子認為，詩使一個人振奮，禮使人在社會上站穩腳跟，音樂使人的所學得以完成。《史記·滑稽列傳》對六經總結得更為到位：“六藝于治一也。《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事，《詩》以達意，《易》以神化，《春秋》以義。”

　　下面就來具體說說這六本教材。

　　孔子對《詩》的評價非常高，說“不學詩，無以言”。他對《詩》進行了刪訂、整理，從而使這一上古文化書籍在春秋末期禮崩樂壞的情況下，得以保存和流傳。孔子根據自己的價值觀，對《詩》進行了獨特的詮釋和解讀，并將它們作為教育內容進行傳授，從而使《詩》的內涵與意義得以彰顯。

　　孔子為何重視詩教呢？首先，詩作由情感抒發而來，是內心情感的外在流露，孔子很重視學生個人品德修養，而《詩》傳遞的多為正能量，又蘊含豐富的知識，作為教材再合適不過了。其次，詩歌這種文學載體，語言優美，且瑯瑯上口、對稱押韻，在信息主要靠口耳相傳的那個年代更適合傳播。

　　《書》，又名《尚書》，是我國最早的一部歷史資料匯編，保存著有關殷周二代的政治、軍事、經濟和文化等方面的資料。《書》原是歷代王朝的政治公文，孔子以它為教材，但又覺其蕪雜，于是按朝代的順序，“編次其事”，為之作序，“言其作意”。

　　與《詩》一樣，孔子對《書》進行了整理，這為弟子們學習提供了良好的條件。同時，孔子喜歡論《書》施教，即對《書》進行評論和分析。孔子還擅長引《書》施教，也就是在對話中引用《書》的觀點，進行闡述和論證。比如，《論語·為政》中記載，有人問孔子說：“子奚不為政？”孔子就引用了《書》中的話回答：“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為政，奚其為政？”

　　“禮”，原來是敬神的意思，引申為敬意。為表示敬意而舉行的儀式，稱為“禮儀”。孔子認為禮是人的安身之本，所謂“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因此《禮》的教學是關于行為規范的教育。

　　孔子重點探討了禮的本質，即“禮之本”的問題。《論語·八佾》中，孔子這么回答：“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也就是說，他認為如果人不行仁義，禮沒有存在的意義，只會成為一種空洞的形式。

　　《樂》是有關音樂的書，早已亡佚。樂的本質是和諧，孔子十分注重以樂來陶冶人的情操，而且他本人也有很高的音樂修養。《論語·述而》記載：“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同時，他用實實在在的行動來教育學生，行不言之教。《史記·孔子世家》記載孔子被困于陳蔡之野：“不得行，絕糧。從者病，莫能興。孔子講誦弦歌不衰。”可見，即使在物質資源匱乏的時候，他仍然能夠處變不驚，甚至興致高昂地談琴撥弦，調動同行人的情緒，展示出君子的人格魅力。這種無聲勝有聲的教育，怎能不讓學生動容？

　　《易》，即《周易》，它并非神奇古怪的天書，而是一部有哲學色彩的筮書，里面包含儒家的重要哲學思想。

　　《春秋》，又名《春秋經》，它是我國第一部編年史。如果說《尚書》是孔子的古代史教材，《春秋》則是他的現代史和時事教材。孔子經常和學生談論當下各國的各種事件，評論人物，進而傳播自己的觀點。

　　孔子的教育內容除“六經”以外，還有“六藝”：禮、樂、射、御、書、數。

　　“六藝”偏重于才能和技術的訓練，內容多與“六經”相通，比較典型的是“禮”“樂”。“射”是射箭，“御”是駕車，都屬于軍事課程，但其中也蘊含著禮的知識。孔子本人擅長射御，而且通曉軍事技術，從“夾谷之會”中可知孔子精通軍旅之學。

　　跟著這樣一位文武兼備的老師學習，自然會不虛此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