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來，中國便被譽為禮儀之邦。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的“禮”，遍及社會各層面，從國家典禮制度、人際交往到個人修身養性，無處不在。中國人的禮與理等同，是人與社會行事的道理。中華之禮，從實踐層面上升到思想探索層面，對中國的歷史和文化產生了深遠影響。

　　中國緣何走上“禮治”之路？

　　上古時代，世界各國的治國方式主要有兩種，一是宗教式，二是強權式。究其本質，前者是從精神上控制民眾，后者則是從肉體上威逼民眾。然而中國卻走出了一條截然不同的道路：禮治，即用禮教育民眾、管理國家的治國之路。其原因何在？孔子在《禮記·禮運》中作出解釋。

　　孔子從生產資料所有制的高度，綜觀中國歷史，將社會發展的全過程分為三大階段：大同，小康，大同。一頭一尾都是大同，前一個大同是指堯舜時代，私有觀念尚未產生，天下為公，凡事都要經過部落聯盟公議，屬于“原始共產主義”。后一個大同是指人類的終極理想時代，人類的道德水平與物質生產能力都達到最高水平。兩個大同之間是“小康”，是私有制主導社會的時期。公有制瓦解、私有制出現，始于夏代，“父傳子，家天下”，是這一歷史轉折的標志性事件。社會資源變為個人財產，人的私欲被極大地刺激起來，各種爭斗隨之而起，若不能得到有效制約，人類社會將岌岌可危。孔子指出，所幸的是，夏商周三代出現了禹、湯、文、武、周公這樣的“圣賢”，他們通過制定合于道德理性的“禮”，一方面努力阻止文明“雪崩”般地滑坡，另一方面積極弘揚社會正義，引導社會向上，這就是禮的歷史作用。

　　夏商之禮，最初可能只是某些祭祀神明的儀式，或者是對貴族行為的若干匡限，影響有限。及至西周，周公鑒于殷紂王無道亡國的教訓，認識到人當“自求多福”“至治馨香，感于神明。黍稷非馨，明德惟馨”的道理，提出“德治”的理念。要使社會長治久安，就一定要“納上下于道德，而合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庶民以成一道德之團體”，國家“非徒政治之樞機，亦道德之樞機也”。周公乃以道德為核心，全面制定國家典制與社會生活規范，希冀為千秋萬代提供立國行政的法則，“禮”則是其總稱。“周之制度典禮，實皆為道德而設”，史稱“制禮作樂”。這是思想與政治領域里一場真正意義上的革命。

　　“三禮”是禮義之邦特有的學術著作

　　得力于周公“制禮作樂”的強大推動，周代社會出現豐富多彩的典禮儀式，從《詩經》《左傳》《國語》等文獻看，有冠、婚、喪、祭、朝、聘、饗、射等種種名目，滲透于社會的各個層面，滋潤著中國人的精神世界。最初，這些典禮儀式可能是借用民間的某些習俗流程作為外殼，將人文精神作為內核植入其中，經反復打磨而逐漸形成，并非有固定的禮制文本在先，屬于“活態傳承”。春秋季世，王綱解紐，天下大亂，不少原本盛行于世的典禮儀式漸次失傳，禮樂文明面臨滅頂之災。但是，“風雨如晦，雞鳴不已”，正是在這一文獻衰頹的背景之下，孔子及其弟子等整理與撰作的《禮》和《記》相繼面世，周代典禮儀式走上了文本化的路徑。其后，隨著《周禮》出現，周代禮樂文明的理論形態得以呈現于世。

　　《禮記·雜記上》說：“恤由之喪，哀公使孺悲之孔子學士喪禮，《士喪禮》于是乎書。”魯國的貴族恤由去世，國內竟然無人知道如何為之舉行喪禮。魯哀公便派孺悲去向孔子請教，并作了詳細的記錄。此即《喪服》《士喪禮》《既夕禮》《士虞禮》四篇得以成文的緣起。其后，孔門弟子又陸續完成《士冠禮》《士昏禮》等十三篇“禮”，一共十七篇，合為一書，總名為《禮》，與《詩》《書》《樂》《易》《春秋》并稱孔子“六經”。《漢書》的《藝文志》《景十三王傳》都稱此書為《禮》。其后，漢人為了表示對孔子手訂經典的尊重，在《六經》之名后都加一“經”字，如《詩經》《易經》《春秋經》等，故《禮》亦稱《禮經》。晉元帝時，荀崧在所上奏疏中用《儀禮》之名稱《禮經》，唐開成年間石刻《九經》因之，此后相沿不變，《儀禮》遂成定名。

　　《儀禮》中的《士冠禮》是“士”的成人禮，周代男子二十歲成年，屆時家庭要為之舉行表示成人的加冠禮。《士昏禮》記載士成婚的“六禮”，即納彩、問名、納吉、納征、請期、親迎等六個儀節。《鄉飲酒禮》是鄉人通過獻酒與演唱《詩》等形式，表達尊老養賢之意的儀式。《鄉射禮》即鄉人定期在州立學校習禮比射的過程，是世界上年代最早、最完整的體育比賽規程。彰顯古代東方“觀德于射”，重視人的全面發展、內外兼修的人文風范。《大射》是諸侯與群臣的射禮，君子之爭，莊敬高雅，與鄉射禮交相輝映。《聘禮》記載諸侯派遣卿聘問侯國的全過程，其所表述的外交對等的原則，與當代外交禮儀高度契合；《覲禮》是諸侯在秋時朝見天子的禮儀，兩者是迄今為止我國年代最早的成文外交禮儀。《燕禮》是諸侯與卿大夫燕飲的禮儀，《公食大夫禮》是諸侯以食禮款待他國前來聘問的大夫的儀式，對后世宴飲禮儀影響很大。《特牲饋食禮》是士于歲時在宗廟祭祀的禮儀，《少牢饋食禮》《有司徹》是諸侯的卿大夫于歲時在宗廟祭祀的禮儀，詳細記載了宗法社會祭祀活動的全過程。等等。

　　《儀禮》所載，盡管不是周代禮儀的全部，但已包含士、大夫、卿、諸侯等相關的諸多儀式，猶如一幅古代社會長卷，是研究古代倫理思想、生活方式、時代風尚等不可或缺的重要資料。《儀禮》為名物度數之學，閱讀障礙較多，韓愈曾感嘆“《儀禮》難讀”。

　　“六經”是中國古典文化中最富哲理的載體，然而文古義奧，后人不易卒讀，故有輔助性的讀物出現，如《易》有《十翼》，《春秋》有《左氏傳》《公羊傳》《谷梁傳》（合稱“《春秋》三傳”），而《禮》則有《記》。《禮》僅記冠婚喪祭諸禮的“禮法”，而不及“禮義”，是一大缺憾。孔門弟子及再傳弟子，乃圍繞《禮》的文本，以及儒家的政治理想、治國方略、天人關系、典章文物、日常禮儀等方面展開多角度、多層次的研討，旨在探究禮樂文明奧蘊。這些研究成果多以單篇的形式流傳于社會，并廣為傳抄。1996年，在湖北荊門郭店鄉出土的楚簡，以及上海博物館從香港購得的楚竹書中，都有《緇衣》一篇，其文字與流傳至今的《禮記·緇衣》幾乎全同。其后，香港著名學者饒宗頤先生亦從古玩市場購得數枚《緇衣》楚簡，以上鈔件，當出自同一祖本。江漢平原遠離中原，而《緇衣》如此頻頻面世，足以窺見當年之“《記》”傳播之廣。

　　《漢書·藝文志》說，漢初民間流傳的“記”有“百三十一篇”。《隋書·經籍志》說劉向考校經籍時，又獲數十篇《記》，總數達“二百十四篇”。因數量太多，且精粗不一，東漢時出現兩種選輯本，一是戴德的八十五篇本，習稱《大戴禮記》；二是其侄戴圣的四十九篇本，習稱《小戴禮記》。《大戴禮記》流傳不廣，研習者寥若晨星，到唐代僅存三十九篇，《隋書》《唐書》《宋史》等史乘的《經籍志》甚至不予著錄。《小戴禮記》則因鄭玄為之作了出色的注而暢行于世，故后人徑稱為“《禮記》”。唐人所作的《五經正義》，用《禮記》替代《儀禮》，與《儀禮》地位發生逆轉，直接躋身“經”的行列，成為“三禮”中最顯赫的經典。

　　《禮記》以思想雋永、說理宏通見長，但亦不乏細節描述，可謂既有規模之大，又有節目之詳，故歷來被認為是溝通《儀禮》與《周禮》的橋梁；全書以語錄、條記、議論為主要形式，內容貼近生活，文字相對淺近，讀者容易上手，故受到廣泛歡迎。讀《禮記》的重要意義在于解讀《儀禮》。《儀禮》各篇的體例，是記載禮儀的過程，故不涉及儀節背后的禮義，而《禮記》的《冠義》《昏義》《鄉飲酒義》《射義》《燕義》《聘義》等篇側重講解禮義，將其與《儀禮》的《士冠禮》《士昏禮》《鄉飲酒禮》《鄉射禮》《燕禮》《聘禮》對讀，即可得見諸禮之真諦。

　　漢初，政府宣布廢除秦朝的“挾書之律”，鼓勵民間獻書。據《漢書·景十三王傳》記載，景帝、武帝之際，河間獻王從民間征集到一批“古文先秦舊書”，內有《周官》一種。此書原由《天官》《地官》《春官》《夏官》《秋官》《冬官》等六篇構成，此書面世時，《冬官》已佚，政府“購以千金不得”，漢儒乃用性質與之相近的《考工記》補其闕。此書旋即被入藏于“秘府”，即皇家圖書館。王莽時期，《周官》被改名為《周禮》，列入儒家經典，一躍而居“三禮”之首。然而，關于它的成書年代，古今學者聚訟不已，有周公手作說、西周說、春秋說、戰國說、秦漢之際說、漢初說、劉歆偽造說等意見，成為著名的學術公案。不過，且不論其內容，此書撰作年代再晚，亦是漢代的作品，其學術價值依然不容小覷。

　　宇宙以天、地、東、南、西、北四方“六合”為框架，四方與四季對應，故《周禮》以天官、地官、春官、夏官、秋官、冬官為朝廷官制的框架。六官各掌一職，共襄國政：《天官》的首長是冢宰，掌管邦治，總御百官；《地官》的首長是大司徒，掌管民政與教育，負責安定萬民；《春官》的首長是大宗伯，掌管典禮，祭祀天神、地祇、祖宗；《夏官》的首長是大司馬，掌管軍事，統轄軍隊，平定邦國；《秋官》的首長是大司寇，掌管刑法，審理獄訟；《冬官》的首長是大司空，負責工程營造等。六官分管一方，每官之下各轄六十屬官，總數為三百六十，恰好與周天三百六十度的度數吻合。可見，“周官”一名乃是“周天之官”之意，是將國家政體與宇宙法則對應，希冀能垂范于千秋萬代的經世大法。六官共治，乃是以儒為主，吸收法、陰陽、五行思想而成。《周禮》作為一部用于治國的官制體系，不少政治家將它用于治國，甚至當作變革朝政的依據，如六朝的宇文周革典、北宋的王安石變法等，都是其例。

　　“三禮”是中國這一禮義之邦特有的學術著作，其在漫長的禮樂文化實踐中，自然而然形成，真實地記載了中華民族的生活狀態與思想世界，極為寶貴。

　　“三禮”對中國歷史與文化有何重要影響？

　　《儀禮》是孔子所定“六經”之一，因此具有很高的權威性。漢代以后，皇室的諸多禮儀，如皇太子冠禮、公主婚禮等，多參照此書制定。《儀禮》中的鄉飲酒禮、鄉射禮，亦曾長期流行于全國各地，直到1840年鴉片戰爭爆發，政府經費嚴重不足，方才停止。

　　《儀禮》所記古代宮室、車旗、服飾、飲食、喪葬之制等極其詳盡，考古學家在研究上古遺址及出土器物時，每每要質正于《儀禮》一書的名物。此書還保存了相當豐富的上古語匯，為語言學、文獻學的研究提供了豐富的史料。

　　唐代佛教、道教盛行，信眾遍于國中。儒家為捍衛中華本位文化，將《儀禮》中的冠、婚、喪、祭四禮加以簡化，作為中國人“人生禮儀”的核心，推行到士庶階層，以此與佛教、道教文化抗衡，取得極大成功，不僅成為中國人文化認同的基本要素，而且遠播到朝鮮、日本、越南等國家，推動了當地社會的人文進程。

　　《禮記》一書內容廣博、精深，涉及儒家文化的所有方面，要真正了解中華文化，不能不讀《禮記》，以下略舉數端。

　　儒家的終極奮斗目標是建立天下為公的大同世界，孔子關于這一思想的權威論述，見在《禮運》篇。《樂記》是我國最早的儒家音樂理論著作，此文對音樂的緣起、功用、學理等進行深入分析，提出“聲、音、樂”三分的理論，倡導以“德音雅樂”教化民眾、移風易俗，影響極為深遠。《學記》是儒家教育思想與教育理論的經典之作，提出“先王建國君民，教學為先”的理念，將教育作為立國之本；認為“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主張通過教育培養人的品德，提升人的思想境界；并提出“尊師重道”“教學相長”“啟發式教學”等一系列影響至今的教育原則。《大學》是“孔氏之遺書，而初學入德之門也”，于此篇可見古人為學之次第，即明明德、親民、止于至善等“三綱領”與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等“八條目”。關于《中庸》，程子說：“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朱子說，此篇所記，乃是“孔門傳授心法”，是中國人修身養性的指南，宋代起被收入“四書”，影響最為深遠。《儒行》記孔子列舉的儒者容貌、備預、近人、特立、剛毅、自立、仕、憂思、寬裕、舉賢援能、任舉、特立獨行、規為、交友、尊讓等十五種高尚德行，皆足以激濁揚清，砥礪士風。《王制》追記古昔先王封國、職官、班爵、授祿、養老、祭祀、喪葬、刑罰等的法度，以及建立成邑、選拔官吏以及學校教育等方面的制度。強調政府的責任是保障公眾的權利，維護社會的正常秩序等，是認識與研究古代典制與治國思想不可或缺的珍貴史料。《月令》記載周代一年十二個月的天象、物候、農作、祭祀、政令等，有“中國最早的黃歷”之稱。

　　《禮記》多格言與警句，如人的修養有“四戒”：“敖（傲）不可長，欲不可從（縱），志不可滿，樂不可極。”傲，是內心矜慢，“滿招損，謙受益”，傲慢者必敗。人都有飲食男女之欲，但不可縱欲。人各有志意，須知“器滿則傾，志滿則覆”的道理。快樂為人情所不能免，但當知自我節制，否則會樂極生悲。牢記這“四戒”，即可保持低調謙退的行事作風。其中還有“在官言官，在府言府，在庫言庫，在朝言朝”，“朝言不及犬馬”，“公事不私議”等職業守則。

　　《周禮》所見職官制度，體大思精，宏纖畢貫，讀罷每每令人浩嘆，其中涉及古代政治、宗法、文教、軍政天文、歷法、刑罰、貨殖、封疆、輿地、營作等領域，歷代注疏家與研究者又不斷加入新材料，故極富研究價值，研究古代歷史與文化，常常會追溯到此書。

　　《周禮》對古代中國官制的影響之大，罕有其匹。南北朝時期開始萌生中央的吏、戶、禮、兵、刑、工“六部”之制，就脫胎于《周禮》六官，其后成為歷朝官制的主干，沿用千年不衰。《周禮》的許多規制亦為后世所遵奉，如元、明、清三朝的都城，就是嚴格按照《周禮》“面朝后市，左祖右社”的格局來規劃的，天子站立在太和殿之上，面朝南治理國家；王后面朝北管理京城的市場；太和殿左面是祖廟，右面是社壇。北京城里天壇、地壇南北呼應，日壇、月壇東西相對的格局，亦是取自《周禮》。掌握朝政者，都必須認同《周禮》的這套布局，否則就不會被百姓接受。

　　《周禮》對經邦治國的方略有許多精彩設計，可資治國理民者借鑒。如官制體系的設計，詳密而合理，為上古文獻所僅見。清末經學大師孫詒讓盛贊《周禮》說，自黃帝、顓頊以至西周文、武二王的“經世大法，咸粹于是”，總括了五帝、三代的為政精華。歷史上援《周禮》典制和建國思想推行變法的不乏其人，如西漢末的王莽、北周的宇文周、北宋的王安石，都堪稱典型。孫詒讓在國勢危殆的清季作《周官政要》，認為《周禮》的行政體制與經世思想均可用于經世濟民，許多理念十分超前，故他試圖用《周禮》重振國政。

　　禮樂文明是中華民族獨特的文化形態與發展之路，它基于對人性本善的認識，以及對道德理性的堅定信仰，希冀通過作為理性制度的“禮”推出的典章、儀式、規范等，引導與匡正國家、社群、家庭與個人的發展方向。“三禮”是禮樂文化的理論形態，是中國古代文明的“富礦”。彌漫于舉國上下的禮樂文明，對于凝聚中華民族的文化認同，造就全民的文化性格等，提供了理性的依據與外在的范式，潤物細無聲。

　　（作者系清華大學歷史系教授、博導）